构建汉本位：政治经济与民族
前言自王乐天穿汉服走上街那一刻开始，汉服运动已经展开十年有余了，宋豫人先生提出“文化辛亥”至今也有多年。汉服这个概念已经广泛的遍及中国乃至世界华人区的各个角落，这样的成就已经可喜可贺，但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什么是汉本位？汉本位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指汉族立场，汉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的一个思想体系，这样的整体利益包含生存、幸福、传统文化、尊严、归属感等各个方面。首先热爱汉族，其次爱其他民族。当然，绝不是只有一个民族意识就足够了，还需要汉文化的全面复兴；我们认为，汉文化既是找回汉民族意识的切入点，又是汉本位的载体，亦是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钥匙。
汉本位构建、汉文化宣传，是要面对众多的困难，会有众多的文化敌人，这里的敌人不特指有名有姓的人，也指文化思想。“敌人”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鞑系，一类是西系。宋豫人老师提出的“三系文化论”非常重要，即中国存在三大类文化思想的博弈，一是汉系文化，即站在汉家视角，站在汉人立场上解读的汉文化；二是鞑系文化，即站在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大团结等立场上，解读后的所谓的中华传统文化；三是西系文化，即主张推崇西方的某些文化以及政治理念等的思想。当然，三系文化具体到人物时，未必就界限分明，比如北大某教授，在民族意识和历史问题上是鞑系，但在政治理念上则是西系。
我们做的，是需要知己知彼，批判对方的理论并完善自身的理论，并掌握宣传的技巧。在文革结束以后，逐步的抛弃马列主义之后，中国不存在一个公认思想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又面临了巨大的问题，简单的说有几个，即腐败盛行、贫富差距、道德危机和环境污染等。现今中国无论是左右两派，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社会走到一个瓶颈，需要改变；但是往哪里变，怎么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各派，无论是毛左派也好，自由民主派也好，以及崇尚满清文化的人也好，都在中国这块地方群雄涿鹿。无论是宣传汉本位思想，复兴汉文化以及宣传汉服，都是在和各派文化势力角逐。
本文仅针对汉圈内部争议巨大的问题，给出我的理解，并初步的给出我所主张的理论体系。
信而好古，为祖先平反
有个问题很重要，宣传与发掘汉家古文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因为自己是汉人，所以自己喜欢自己的文化，是一种本能的民族感情，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汉文化之所以有意义，是对解决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有意义，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民族感情之中的意义。什么是汉文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当然是汉文化的一部分，但确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复兴汉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复兴这些琴棋书画，更重要的是复兴古代政治、思想、经济和价值观的核心，用以解决社会的种种弊病。当今中国社会走到了瓶颈期，我们认为，复兴汉文化是突破瓶颈最好的道路。
对于汉家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而剔其糟粕，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异议，包括我在内。但我要说的是，精华和糟粕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把某种西方的价值观当做标准，来判断自己的传统文化？凡是符合的，就是精华，反之则是糟粕。近百年的主流就是这么干的，以前这个标准叫“马列”，现在这个标准是“民主自由平等”。我认为这些人虽然也可能赞同某些传统文化，但骨子里依然是西化，因为他们不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的立场上，而是以别人的文化作为判断尺度。
时至今日，华夏古代多多少少是被抹黑的，很多本民族的词汇已经被妖魔化，比如“封建”，比如“礼教”，比如“三从四德”等；很多人对古人的政治、社会环境，也是妖魔化的一种认识，比如“皇权专制”、“封建压迫”等等。很多人，包括很多“汉圈”的人，亦是认为古人生活在专制与黑暗之中。现在的人，不是学习和继承优秀祖先，而是通过批判祖先来找存在感，觉得现代人多么伟大光荣正确。
先放开历史的渊源不谈，今人对古人妖魔化的认识，有两大来源，一是教科书的缘故，比如那个新课标人教版的高中历史教材必修，基本套路是先谈中国古代如何皇权专制，如何重农轻商等等，后谈西方如何有民主传统，如何发展了现代文明，最后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若中国要跟上世界潮流并实现现代化，则必须使用西式的政治与价值理念。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左右两派的公知抹黑古人，比如张鸣，贺卫方，柏杨等等，包括那个在“罗辑思维”中批判“皇权专制”，大力批判所谓的中国古代体制压迫的罗振宇。
切勿将异族文化附会于本民族传统中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也有民族心，但是他们往往是接受的西方（或其他异族文化体系）的某些政治思想与价值理念，然后认为这些价值理念是我们汉人祖先的东西，以此来附会先祖。比如西方讲民主，那么他就来论证我们古人多么民主，西方讲自由主义，那么他就来论证中国古代多么自由主义，近代西方是资本主义并崇尚重商主义，那么他又反过来论证中国古人如何重商，西方讲政党政治和普选，他又要论证华夏古代如何发展出了政党竞争以及乡村普选等等。
我认为这些人的套路用反了，我们是要依据古人主流的政治经济理念，用古代人的生活态度，来反驳西方人的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用西方来附会祖先，是走不通的，甚至留下巨大的破绽，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有目的性的，有针对性的来多浏览些史料，既要为祖先辩护，也要反思和杜绝以上的做法。
合理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
有一些东西，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有一些则是会有集团、阶级以及民族等的区别。也会有人将有区分的东西说成是普世价值，并达到特定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共有的？比如数理科学，西方圆周率是3.14，东方也一样是3.14，美国人1+1=2，中国人1+1依然等于2。西方人用电脑，我们依然可以用电脑。西方人研究科学的时候讲观察与重复实证，那么我们也同样，这些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我们甚至还要向西方学习这种通用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有民族、阶级、集团或国家属性的东西？比如政治，比如价值观，比如哲学认知等。如民主自由平等契约精神等，以及基于此所衍生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就是带了很明显的民族性、文化性等，而非普世价值。把这些说成是普世价值，往往是为了特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有人认为一人一票选出统治者，才是合法的；我们则认为通过察举和科举选贤与能，提拔贤德兼备之人当统治者，这才是合法的；到底哪个是合法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民主是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今西方的民主形式，是可以从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教会中找到雏形的；西方人能继承他们古代的政治，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自己的？为什么还要贬低自己的？并不是一概排除西方的东西，但至少不能忘本，我们完全有自信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政治，并将其放在主要地位。 第一部分传统政治经济的三大原则：王道政治、士人政治和民本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好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专制黑暗的，这是非常奇葩的观点；政治是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文化思想亦是和政治体制相互影响，岂有文化好而政治差之理？更有甚者，有人也承认中国古代在经济科技以及民生上取得了辉煌，但认为这些辉煌是人民创造的，和政治体制无关，甚至政治体制起的是反作用；这至少有两个悖论，其一：若人民还能创造那么多辉煌，说明这种政治体制并不能有效阻碍文明，那么这种体制并不可怕，也不必要去反对了。其二：既然几千年来都有那么不合理的体制，人民为什么不去改变之？难道人民落后乎？
一、王道政治
王者，贯穿天地人，王道者，则是贯穿天地人的王者之道。尊王，团结在王这个核心下，而后攘夷，在另一方面诠释了华夷之辨。
皇权专制吗？
君主专制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刻板印象，和我国的教科书以及官方的各种历史丛书不无关系，谈到中国古代皇权，那就必须是专制的。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抽象而空洞的理论。皇权如何专制了？那我们就看看：
中国至少从周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王士共制的传统，即皇帝与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而士大夫集团则是通过选贤与能选拔上来的，宰相则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关于士人政治下面会讲到，这里不做过多陈述。王权与相权既是合作关系又是相互制衡关系。
汉朝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是丞相（曾更换名称，但意义不变），丞相还有个副官是御史大夫，还有军事最高长官太尉（基本不设置，故丞相实际最大），这三个统称三公。三公分别率领九卿，丞相之下又有大概十几个曹，都是办事机构。皇帝见到丞相也要施礼。丞相有封驳权，即驳回皇帝的圣旨。汉文帝时有个丞相叫申屠嘉，曾威胁杀掉一位皇帝身边的红人，还要皇帝亲自求情才躲过一劫。当然汉朝尚书的权力也逐渐增大，与丞相并行辅政。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行使宰相职能，当然，后来还要加上诸如“参知机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才可行宰相职权，但基本内容没变。门下省行使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圣旨。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流传甚广，很多的解读认为是唐太宗大度，换个角度想想，魏征说的有理有据，唐太宗如何拒绝？还有个例子，唐高宗几个宫室比较奢华，狄仁杰一封上书便将建造宫殿的官员撤职。甚至讽刺皇帝的《长恨歌》也可以广为流传。
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是争议颇多的事情，由此有人认为明朝非常专制。实际上明朝的宰相是名废实存，宰相被废又有内阁，内阁也行使宰相的职能。虽然内阁没有封驳权，但是六科给事中却有。这么看来，明朝的政治体制与汉唐宋无本质区别，都是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王士共制。明朝有位皇帝要出门旅游，还要骗开守卫和官员。
满清灭亡中华以后，限制汉人做官，满清前期地方总督的汉人数量“十中无一二”，后来虽然逐渐对半，可基于满汉人口悬殊比例，还是非常不公平。且满人能担任汉缺，而汉人却不能担任满缺。满清还取消了历朝历代士大夫集团对皇帝的封驳权。民族压迫统治+取消封驳权，称满清为专制才不过分。当然，满清的专制，亦是满族和依附于满人的汉奸集团的专制。可惜的是，历史局限性的原因，包括近代很多巨子也错将满清传统当做华夏传统。
不否认会出现权力很大的帝王，但这也是由他个人的威望所决定的；亦不否认历史上会存在昏君暴君，但这些人的下场往往不好。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你说话有多少人愿意听，一些人所理解的无上的皇权是不存在的。
有君主真的不好吗？
教科书和一些公知以及受蒙蔽群众，总是批判所谓的皇权专制。但是可以问一下，你怎么证明有君主就不好？据英国莱斯特大学怀特教授建立的生活满意度指数（2006年数据），民众生活满意度高的前20的国家，有11个是有君主的，并且如不丹和文莱还是君主掌握实权的国家；而满意度倒数20名的，则只有两个是有君主的。有君主国家和无君主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指数，有君主的为228.5084，无君主的为193.5046。而有君主的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指数的标准差为30.63559，无君主的为36.84605，有君主的比无君主的要低。从统计意义上来说，有君主国家的民众比无君主的更幸福。
注：马来西亚元首虽称为国王，但是确非世袭，故算入无君主国家之列。尼泊尔在2006年尚有君主，故算入有君主国家之列。英联邦国家中，国家元首为英王的算入有君主国家之列，国家元首非英王的共和制国家算入无君主国家之列。
还可在历史空间里比较，没有世袭君主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比当时有君主的华夏要强吗？在政治科技军事与经济方面强于当时中国吗？非也。
当然绝不是说有君主就一定幸福。但君主的存在亦是有好处的，忠君思想贯穿古华夏文明的始终，在重视家族血脉传承的华夏文明中，君主是人民敬仰的对象，是人民心灵的寄托，将心灵寄托在君主这一脉上面。在政治问题上，君主亦是各派的协调者，是最终的决策者，亦是精神上的核心。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君主是人民团结统一的核心点。君主甚至是贪官闻风丧胆的对象，比如明初贪官惧怕朱元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都是君主的土地，当然如果全天下都是王的，那么就等于全天下都不是王的，实际上还是各个百姓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增加君主的责任感，自己的国家谁敢来贪污？当然忠君不是愚忠，从古人伐无道的革命思想就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未来华夏复兴，有君主好过无君主，就算是无君主，也最好实行终身制，能够体现出核心的作用。 二、士人政治：继承察举和科举，反对将“票选”置于察举/科举之上
我认为在政治问题上，若抛离了“士”的文化核心，那么形成的政治思想体系就一定不是我们祖先的。所谓的士人政治，就是通过一套选贤与能的体系，保证上下层流通，提拔才德兼备之人当政的政治。
华夏传统对于士的定义有三个层面，即身份职业层面，道德层面和才能层面。从职业层面来说，从事管理和教化民众的人，称为士。在道德层面，则是心存公利者为士，有志于国家治理和教化民众者为士，比如“士志于道”，比如“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在才能层面，也对于士有一定的要求，比如“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再比如“太子晋,胄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必须要有管理者，也就是统治阶层；但不同的文明圈，对于统治阶层产生的合法性认识，又有不同。就拿西方来说，他们统治者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血统世袭，父亲是统治贵族，那么儿子也是统治贵族，比如古希腊贵族、古罗马贵族院以及中世纪领主，包括英国上议院。另一种是民选，即公民选举，采取多数通过的方法来产生议员以及统治者，比如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比如古罗马人民议会，以及现今西方国家主流实行的体制。虽然华夏科举制对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产生有影响，虽然西方也有公务员的考试，但毕竟不占据主流，比如美国，不仅仅是总统，包括议员，州长，市长等都要民选产生。
那么我们华夏古代对统治者产生的合法性认识，既不是“血统世袭”，亦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与能”，即选士。一个人是否应该当统治者，要看这个人是不是通过了选贤与能的程序（特殊时期除外），若是，则合法，若不是，则非法；与这个人是否得到了多数通过和这个人的出身没有关系。我们不认为多数人的选票就是正确的，更何况民选往往被资本所操纵，成为变相的世袭制。
如何选士来治理国家与天下？有据可查的早在西周就有“选贤与能”的办法，有众多证据显示，西周并不是传统理解的那种贵族制，和古希腊古罗马有着很大区别；西周在中期和后期发现了很多关于官员任命的金铭文，绝大多数与世袭没关系。后来在汉唐就有了察举制和科举制。所谓的察举就是由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即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和口碑，将其推举上来，然后通过考试（比如策问、公府复试等），被察举上来的官员如果政绩太差，察举官也往往要受罚。所谓的科举就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察举制和科举制是继承的关系，而非区别巨大的独立体制。
古代不公平吗？
古代察举与科举在大多情况下，是远比当今要公平的，甚至比很多西方国家还公平。汉朝察举制上位的官员，平民出身的大概占据4分之一。唐代的寒素出身官员的比例，也大概是四分之一。在北宋入《宋史》的官员，出身平民的约占46.1%；对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显示，在1148年非官员家庭出身的占56.3％，在1256年占57.9％。在明代和满清，平民可划分为A类：上三代未获得任何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B类：上三代只产生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生员的人。明代完全平民出身的官员占据了50%，其中47.5%是A类，2.5%是B类。而在满清，A类官员只占19.1％，出身B类占18.1％，两者37.2%。满清相比较明朝，在平民官员的比例上下降，更不用说满清实行了民族压迫统治，限制汉人做官。
到底是古代公平还是现在公平？我查了下现今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官的名单，其中一大部分难以从网上查出其父母背景，在能查出的少部分人中，裙带关系出身的占了绝大部分。当然省部级高官年龄几乎在50岁以上，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相对公平，而当今中国，已经越来越走向世袭贵族制，权力世袭而且资本世袭；古代中国，书籍非常昂贵（尤其是汉唐，纸张不流行，印刷的成本也高），很多平民无法读书，但即便这样依然保持了不错的平民官僚比例。
想想民主是个什么玩意儿
有人会说西方国家公平，甚至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是这样子吗？先看被称为代表平民的议会，据美国多家媒体报导，美国议员一半是百万以上的富翁，中等收入议员的资产是普通美国民众的9倍。被称为代表底层工人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各只有百分之八和百分之十三的成员是工人，那么党的领导人中工人所占比例更少甚至没有。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卸任首相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大概500万英镑，但是卸任后两年内的收入确有2000万英镑。这些还是所谓的代表底层利益的左翼政党，右翼政党更可想而知。权钱已经在西方国家形成了较隐秘的网络，比当今中国要高明。
基本上在西方，越是上层阶层，投票率越高，越是下层，投票率越低，农民的投票率最低。有人认为民主代表下层人民的心声，那么怎么解释下层人民懒得投票的几率高？
有人主张民主，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由全体公民一人一票产生。那么请问，你去上学，学校的校长或董事长，以及教师等，应该由全体师生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吗？你去公司，公司的老板或总裁，应该由全体员工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吗？你去军队，军队里的各级军官，应该是全体士兵一人一票产生的吗？如果你不赞成在这些与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中实行民主制，那么一个国家和天下的管理，比公司或学校更要复杂许多，为何“一人一票”就是对的？这种不合逻辑的价值观，背后是财团统治的虚伪面孔。我们应该用察举/科举来对抗西系的票举和普选价值观的入侵。
仔细想想，要票举是不是需要花钱？是不是需要金钱来宣传自己？是不是需要买通媒体、广告商以及网络？即便是通过法律限制政治献金，也往往有漏洞可钻，比如捐助软钱，美国软钱的使用曾超过硬钱；比如不直接捐给候选人而捐给某委员会。竞选者需要财团支持，就变成了财团政治，甚至政府都可以是财团的傀儡。当财富往财团手里聚拢到一定程度，这些财团就有控制市场的力量，并进一步拥有控制社会和政治的力量。除了金钱的影响，西方民主选举亦需要政治团体的支持，比如各类的委员会等；所谓的民主，实际上还是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主，不过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已。
有些人动不动就说美国和北欧等，用来论证民主的优越性。他们国家的情况暂时不错，是因为他们国家资产阶级比较成熟（当然也有他们西方文化适合民主制度的原因），而不能证明民主的所谓普世优越性。亚非拉美那么多国家实践民主制度，绝大部分是失败的，甚至绝大部分的腐败程度要重于当今中国（见透明国际的贪污感知指数2012年）。苏联实行了民主革命，但是至少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的各项统计指标甚至不如共党统治时期。民主崇拜者很喜欢举的台湾例子，也几乎成为黑金政治的代名词，还出现了贪污犯陈水扁。而一党独大甚至家族世袭的新加坡，却非常清廉。也请民主崇拜者，看问题有点统计性的思维，多问问民主的所谓的优越之处和所谓的普世性，统计依据何在？
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分析了几次民主化的浪潮，其中许多国家在民主化不久即出现倒退。拉美国家有个有趣的现象，民选的政府在经济上的业绩，甚至不如之前军政府当政时期。民主教教徒有个万能理由，就是那些失败的、腐败的民主国家没有彻底实行民主，所以腐败或失败；首先，这样的理由可以为任何制度辩护，其次，很多国家长期实践民主确一塌糊涂，要不要考虑民主的可行性？
中国官场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也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垄断以及两极分化。当今中国公务员考试只限于录用下级小吏，而稍高级别的官员则还是要有裙带关系，非常不公平；应该将绝大多数的官员岗位给全体族人竞争，真正的做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要继承和发展中国自古的选贤制度，如察举制和科举制，用以打破当今中国的权力世袭，而不是移植所谓的民主。民主更多的时候是政党之间玩金钱权力和口才的游戏。应该承认，察举制发展到后期，比如东汉后期以及魏晋时期，逐渐流变为门阀制度；而科举制发展至明朝，则变为扼杀人才的八股取士。如果标准太死，则会僵化人的思维，产生高分低能，但如果标准太过泛泛，则可能会有失公平，如何取舍利弊，则极大考验人的智慧。
至于未来中国的选贤制度如何设计，可以变通，但原则便是严格、公开。比如可以考虑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考试（必须达到某一分数线之上），将自己的简历等反应自己能力的材料递上（甚至简历材料等可考虑实行匿名），成为候选人，实行匿名编号。而后在官员中抽签产生一些人，组成录取委员会，每个委员有权抽取一部分候选人，未被抽取者淘汰。每个委员对抽取的候选人的资料等进行评估，划分等级，而后将所有评估综合起来，择取最高的录取。
当然不一定按照上述的方法来做，但总原则是这样的，掌握录取权的官员必须随机产生，故别人事先不知道他们是谁，另外掌管录取的人不能是一个，而必须是多个，这样可以将腐败的可能降低；必须要有标准化考试，但也不能将标准化考试当做唯一标准，将考试与举荐结合。当然，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发明了一种仪器，可以准确的测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比如是否有腐败倾向等，那么一切都变的简单了，严格的程序也就不必要了。
见李峰著《西周的政体》
见何怀宏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晴历史的一种社会学诠释》第五章
见赵刚印《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左翼政党：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213-219页
未来华夏之政治：王士民共制
王士民共制是由宋豫人先生首先提出。
政治体制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人自古注重家庭和家族，古代的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中国人自古的信仰是祖先崇拜，不太像西方人那样注重天堂等。中国古代更注重人情，更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之间的关系，讲究父慈子孝、讲究夫妻间怜惜，讲究家庭和睦与兄弟朋友的义气等，不太像西方那样讲契约精神。这些种种的文化思想差别，就造就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共和宪政等不适合中国文化环境。
中国至少从西周开始，就有了王士共制的传统，在周、汉唐宋明都是如此。但是，王士共制放到现代社会还有瑕疵，比如到了后期会形成官场腐败，所以需要第三方监督。我主张将检察权放给民。古代王士共制中各朝各代有监察机构，如御史台、尚书台、都察院等，但这些依然由士人所掌管，依然是通过察举和科举等程序上来的。而在王士民共制中，将监察权放于民，也就是说，监察机构的官员可由民众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来。还可以考虑将法院系统独立，法官亦有民选产生。
在王士民共制中，有精神的核心王；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官员由士人担任，必须经过选贤与能的选拔程序，不以政党竞争为方式，党在中华文化中是个贬义词，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或者N党制，本质上都与华夏传统相悖；而享有监察权的官员，类似于现在检察院的领导，则由民选产生，实行类似于西方一人一票的投票选举和政党竞争。
王士民共制中的王士民三者，既是协作者又是相互制衡者。 三、民本主义：自耕农社会下的幸福
首先什么是民？民是传统中王士民三阶层的一个，即各行各业为自己幸福而工作的人，包括农民、工人、商人和工程师等。民的定义不是大多数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重合。民可以是贫民，亦可以是富甲天下的商人，与经济地位无关。那么，什么是民本？就是认为民是国家的根基，统治阶级也要从民中而来，无论是谁都是依靠民而生活；并且，无论是王还是士，应该以民众的生活幸福为根本奋斗目标。
与现今公知们所着重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相比，我们更应该着重于“幸福”，着重于“民生”。自由是什么？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此有着不同的定义；现今公知尤其是右派公知嘴里的自由，实际上是资本统治下的所谓“自由”。公知们宣称砸烂皇权，弱化公权力，打破官本位，并强调契约精神，于是乎人们便自由了，是这样吗？不是的；他们无非是将政治权利弱化，但是将金钱强化，于是乎，金钱也就等同于政治权利，人们无非是从官僚的统治之下转为资本的统治之下。
举个具体的例子，古代比如周朝，只有天子才能乘坐“六驾”，其余的人，无权这样。现在呢？好像只要有钱，随便你坐什么车，随便你买什么飞机；但问题是，你有钱吗？你的所谓自由，是和大财团平等的吗？法律没有限制你拥有一台波音的自由，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这样的自由毫无意义，因为你的经济基础不允许。现在公知们嘴里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无非是主张限制了政府权力，但是却放任了金钱的力量。
若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全世界最虚伪的词汇评比，建议民主、自由和平等前去竞选。而法制、宪政和契约精神等也可参选，虽然大概进不了前三。
民有恒产和节制资本
中国古代在人民生活方面取得过很大成就，我在下面“古人过的不好吗？”部分会着重论述。这些成就和自古以来的民有恒产和均富主义思想有关系，并深刻的体现在政府的决策中。什么是恒产？就是指能够至少保障这一辈子的资产，那么什么符合？房子、土地等。古代世世代代的种地，那么土地以及房产就是最大的恒产，恒产是保证幸福指数的重要条件（当然亦不排除个例）。大多数劳动者的幸福，是士人奋斗的目标。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句古训，节制资本是各朝各代的国策。周朝井田制就是均田制的一种方式。商人往往是最富有的群体，故汉高祖发令不许商人及其后代做官，汉武帝亦颁布法令限制商人拥有土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后来没收了很多土地。隋唐的科举制亦不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而宋朝亦只允许“有奇才异能者”应举，明朝虽然政策法律上放宽一些，但依然限制商人入官场。唐代的均田制，给18岁以上男子分口分田80亩以及永业田20亩。另外还有命脉行业国营的做法，如汉朝的铁盐政策，如明朝盐类官营的政策。此外，对于商人也有诸如车乘、服饰穿着等限制，用以减轻贫富差距。
古人过的不好吗？
中国古代至少在汉唐宋明，是以自耕农占据人口与经济主体的结构。
中国古代的民生是否如很多人所想的那么糟糕呢？又是否远远的不如今天呢？非也。看几组中国历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粮食产量）。汉代，忽略吴慧争议较大的偏高的统计，取吴慧和曹贯一中和的统计，为705市斤；唐代取吴慧的数据，为1256市斤。宋代为1333市斤。明代为1741市斤，而满清康乾盛世则为1705市斤，乾嘉时期为1021市斤，而晚晴仅为861市斤。从这里，亦可以看出满清入侵带来的民生倒退，满清一朝的人均粮食产量相比明朝非但不提高，反而大大的下降。
根据官方数据，现代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如下：1950年为478市斤，1970年为610市斤，1984年为800市斤，2013年为884市斤。现今中国还算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也基本进入小康生活。但结合古代数据，可以看出来，70年代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汉朝，直到80年代勉强超过；2013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如唐朝、宋朝和明朝。虽然现在使用了诸如化肥、农药、各种农业机械、杂交甚至转基因等技术，人均粮食占有量依然不及古代。
那么又有问题，即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高，如果税收过于沉重，也是无用的。实际上，各朝各代的税收总体上是不高的，至于田税，各朝各代基本能维持百分之十以下。在汉代，农业税为十五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各种研究表明，唐宋的税收也只占百姓产值很少的一部分；唐朝在租用调时期，人丁承担的税收大概为粟两石，纳绢两丈等，后来改为以田亩为准的两税法。明朝的税收则更低，农业税和商业税均低（少数时期除外）。
中国古代是否如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地主或达官贵人朱门酒肉臭，而普通百姓缺吃少穿呢？当然在少数的以及特殊的时期内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主流显然不是。中国古代是自耕农社会，自耕农就是指一家拥有一块土地，然后家里人耕种这块土地，不雇佣或很少雇佣外人，自给自足，剩余产品拿到集市去卖。保守统计至少秦以后，自耕农在中国古代主流上是主体，占据人数和经济产值的大部分，并无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中国古代的基尼指数甚至低于当今很多西方国家。
网上流传了一个极低的中国古代人均寿命表格，秦汉：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代：30岁等，著名的方舟子就是持类似论调。从古籍记载便可知这种统计是有误导性的。孔子讲“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若大部分人连30岁都活不到，那30而立有什么意义？《文献通考》中记载汉高祖时期的政令“二十而傅，给徭役”，也就是说，20岁开始服徭役，如果大多数人只能活到20岁左右，只怕这个政令太可笑了。再比如《通鉴纲目-唐武德七年集览》中说：二十为丁，丁者当也，当强壮之时；若唐朝多数人只能活20多岁，20为丁有啥意义？有一种说法是，古代婴儿存活率低，所以拉低古人的平均寿命；我对如何统计出夭折婴儿的样本持怀疑态度，难道婴儿入了户籍可以清楚查出？还有人说是以人口正常增长率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率降低，那么就假定婴儿夭折，这样统计很可能有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就会趋于稳定，很多人就不愿意生那么多孩子了。再或者是将战争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如屠杀等也算进去了？根据郑正和王兴平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中的统计，中国古代从西汉开始的平均寿命很高，从60多岁到80岁。
综合而言，高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低贫富差距+低税收，能说中国古人过的不好吗？某位中国的领导人说过：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古代的社会稳定时期，多数人一家一户有充足的耕地与粮食，不需要像现在人那样上学和为生计奔波，不用担心学历低没出路，不用强做微笑状的去找工作，不需要担心自己多长时间能还清房贷，不需要忍受长时间的与父母妻儿分离的奔波之苦，也不需要过多提防小偷和各类商业诈骗，总之，我认为还是古人更幸福。
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商业竞争通过大吃小，财富正在走向垄断。一些企业的经济实力甚至可以和某些国家抗衡，如在1999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值超过波兰的GNP，德国奔驰公司的产值相当于印尼的GNP。在1992年，美国1%最富有家族所拥有的国民财富份额占42%。被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崇拜者吹嘘的北欧国家也不例外，如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初占人口1%的家庭占据全国纳税财产的50%以上，在1990年以后这些人的收入继续增加。那么北欧国家为什么基尼指数低呢？主要取决于高税收的缘故，但依然是少部分人占据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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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之绪论
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见赵冈《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与地权分配》，《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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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64页
我来构想未来华夏社会：家庭均有主义社会
若让我来构想下未来华夏社会，我认为最好的结果是发展到家庭均有主义社会，或均有主义社会，这是科技高度发达的自耕农工商业社会，这既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亦不像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生产资料家庭均有制。即国家主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由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或家族来掌握，主要的劳动力也由家族成员来完成。这些概念是我的发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如果中国古代是旧自耕农社会，那么未来就是新自耕农社会。
在前几次科技革命中，无论是蒸汽化时代，还是电气化时代，甚至是现在信息时代等，客观上脱离不了集中化的生产，需要集中人力资源办大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能源问题，传统的能源使用需要集中化；二是人的智能问题，发展到了近现代，每个人的智能有限，全才变的越来越不可能，每个人的分工越来越细化，要办大事客观上需要集合这些人力。集中化的生产，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么是资社混合。
但是，新的科技革命，也就是第六次甚至第七次科技革命，给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可能，我们华夏古代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可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新能源得到开发，这就降低了大规模集约生产的必要性。古代自耕农，可以种粮食，可以自己织布，可以自己制作手工业品，还可以拿来卖，那么的精耕细作。新的自耕农社会，“农民”可以在自己实验室培育出各种类型的生物甚至器官，可以设置出各类机器人。
新的科技革命导致人的智能大大提高，甚至人脑可以与电脑实现对接，快速吸收知识，全才变的可能，人不仅可从DNA到蛋白质到神经科学来解释人的思想，甚至可以用来计算人的整体行为。
新的科技革命下，给了自耕农社会以复兴的机会，那时候，人追求的是与周围环境精致的共存，也是在王士民共制（士人政治篇有论述）下的自由人联合体。集中化大生产被打破，新能源得以利用，人重新重视起家庭生产。敬天法祖、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重新被人们所重视。
同时，不同家族的家学、家传技术等等，亦可以通过祖传带给后代；另外门派也可以通过自古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下去，与官方教育结构相辅相成，这样，应试教育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未来不仅家家户户要恢复祖先牌位，宗庙祠堂系统也要恢复，成为族人的心灵寄托。
这个构想并非无现实实践基础，现在中国各式各样的家庭工业就是可以参考的对象，当然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效率低、安全系数等不达标，但这些可以在智能和能源问题解决后改变。
当然，家庭均有制为主体，可与其他形式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结合。
古代有县下自治的传统，就是指官方的行政很少干涉至县级以下，县级以下的乡镇则由村民自治，也就是说由德高望重的人或家族来担任管理者。未来也可以在小型乡镇实行县下自治。
文化是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应的，之所有现在传统文化衰落，也有现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古人不同的因素。若没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单纯的宣传文化是没有用的，除了少数的仁人志士，华夏整体的道德亦不会回归。
有人说我们华夏自古是小农主义，这虽然带着贬义，可我乐于接受。正是小农主义，我们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至今，正是小农主义，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也正是小农主义，我们虽中原沦陷多次而一次又一次复国成功；大汉未来复兴，也非继承小农主义不可。
历史认知之三部曲
有人认为历史都是胡编的，也有人过分强调所谓的历史事实。我是主张中庸之道的，就好像宋豫人老师所说的，历史的框架基本是确定的，而历史的细节往往很麻烦，要讲基本的历史逻辑，这样才能不被忽悠。
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物，历史的记载者往往会将自己的感情倾向、自己的立场以及自己错误的认识，甚至自己歪曲的事实记录进去。而现实中的种种人，也会根据自己的感情、立场等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资料，并且将其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读。我举个例子，明成祖朱棣是不是马皇后的儿子？历史记载有了自相矛盾的说法，这就是编写历史没有编圆。再比如满清官修的明史，其中错误之处诸多，比如其中记载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朝总人口亦不可能过六亿，这很可能是满清故意栽赃于张献忠。
我们汉本位者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应该是中庸之道的，我们不保证我们所讲的历史绝对正确，但是，在逻辑和证据方面，至少不比伪中华者和西系弱。历史认知有下面之三部曲
常识：当一个人首先接触一个历史观点的时候。首先应该根据自己的常识，若违背常识，则必须存疑。比如有人说某个白手起家的政治领袖是白痴，那么你根据自己的常识想一想，自己周围白手起家的领导或老板是不是白痴？这么一想便知这种说法是不是可信，然后再找历史事实。
证据、逻辑与统计依据：当然常识亦有可能错的，不排除有违常识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就要讲逻辑与证据，甚至是统计依据了。有人说中国古人生活的很悲催，那么就要问下如何悲催了，我们可以根据学者的统计得知古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可以知道古代的税收情况，甚至可以得知古代的基尼指数；如此一来，古人悲催论的说服力就低了。
立场：首先通过常识，然后用证据逻辑与统计依据进行判断，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两种观点在证据上都差不多，这时候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立场进行取舍。对于历史这样的并非完全客观的学科，立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判断历史是否可信，必须要确定立场，比如满清修订的《明史》中将明朝和很多明朝皇帝说的污浊不堪，那么就必须知道满清的立场是什么，满清的立场当然是与汉人的立场相反的，于是乎带着存疑的态度研究明史，就可以发现诸多疑点。 第二部分汉本位民族理论构建
一、谈谈所谓的狭隘
致力于汉族复兴的人，经常会遇到“狭隘”的指责，我们首先应该清楚一点，即狭隘是主观而非客观的，狭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认为汉本位“狭隘”的思想，主要来自两点，一点是“中华民族”的伪中华思想，再一点就是乌托邦式的人类主义思想；前者的来源是中国的历史原因，后者的来源则是近现代的国际原因。
人类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是人类的本质之一。在没有其他智能（比如外星人）与人类竞争的情况下，宣扬人类主义的思想，宣称人类立场超越民族立场的思想，就是虚无的，甚至是虚伪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不一定是指军事战争，竞争包含多个方面，比如贸易、文化和政治等的竞争。所谓的全人类利益是什么？当A与B存在冲突时，你站在谁的立场之上？这是最现实的问题。除非有一个X和全人类进行竞争，那么再谈全人类利益好了。当然，不同民族之间也会有合作、团结和美好共处。
有人会说，将自己民族（汉民族）的利益为基点，是不是就天然的要侵犯别的民族的利益，以至于威胁别的民族的基本生存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常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侵犯别的民族，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别的民族的敌意，那么对自己的民族同样是一种危害。我举个例子，一个家庭，父母首先爱自己子女，子女首先爱自己父母，但是，如果这个家族总是侵犯别人家族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家族也会面临厄运。
汉本位者，需要多一些的文化战士，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例子中，来论证所谓“普世”的虚伪性。
汉文化是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认为不是的。汉文化亦有她所适用的范围。世界正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才有这个精彩的世界，民族的即世界的，从这点看，我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有些人主张汉文化统一全球，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
批判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可以有多种角度，第一：从逻辑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明显自相矛盾，一方面将俄罗斯族，朝鲜族等民族划分到中华民族之中，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俄罗斯族，朝鲜韩国的朝鲜族却不是中华民族。第二：从民族学来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其中的族源和文化并不一致，这样的民族定义是毫无道理。第三，我认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理论非但不能维持中国的民族稳定，相反，是造成中国动乱的根源之一。汉人强则中国强，通过消减汉人民族意识来达到所谓的稳定团结，是痴心妄想。在这第三点上，需要更多的论证。
二、汉人认同之辩
简单的说，汉人认同就是父系血统+文化，但还需要继续深入论述。
定义往往非常难下，尤其是对于人人熟悉的事物，比如怎么定义杯子？怎么界定杯子与碗、瓶、罐、缸、壶等的区别？这就非常难办，世界上有千万种类型的杯子，大小形状颜色口径以及有无把柄等都不同，你会发现很难说清楚。但问题是，世界上存在各式各样立场和目的的人，当我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定义时，别人就会以此为由来反汉，并因此说汉族是个伪概念。所以，下一个较准确的定义是必要的。同时，对于那些拿定义来说事的反汉者，也可以用他们的逻辑回应他们，比如，假如汉族是伪概念，那么其他各个民族是不是伪概念？那么人类是不是伪概念？其实说清楚人类的定义，亦是不容易的。
我之前曾经在血统和文化上又加了个条件，那就是自我认同，但现在看来是多余的。加上简单的自我宣誓则会更加混乱。
民族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定义往往很泛泛，比如共同的血统文化语言宗教心理等等。但这些都不必然决定一个民族，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一致的人，面貌血型全部一致的人，也未必是一个民族，这说明，血统不必然决定民族。基督教徒并非一个民族，基督教中间的各派信仰者也并非一个民族，穆斯林亦不是一个民族。说英语的人有很多，黑人白人都有，也不都是一个民族。那么有人说血统和文化同时符合就算一个民族，但是文化的要素很多，包括宗教、语言、文字、政治、哲学等等，要符合几项才算一个民族？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是什么？比如有人可能信仰伊斯兰教，但是说英语，同时也会写汉字，也过圣诞节，另外还喜欢孔子，你说他在文化方面，是哪个民族呢？
个体汉人认同：父系血统。整体汉人认同：血统和文化
要解决民族定义混乱的问题，我认为整体汉族和个体汉族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个体汉族只需要以父系血统（祖先）认同为准，即这个人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等是汉族，那么他就是汉族，这非常简单。那祖先认同是否等于基因？不能简单打等号，需要看语境。汉族认父系，父系血统是指人的父系基因型，大多指Y染色体类型，这种基因并不能与血统认同划等号，因为两个不同的民族的人，Y染色体类型也可能一致。而一个民族的人，Y染色体未必是一种类型（这在后续会详细讲到）。
只有作为整体认同时，才需要考虑一个民族的族源。那么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保守的说法是在西周，大胆的说法是在商朝。现在基因研究证明，绝大部分汉人都来自于五个超级祖先（后文会提到）。
用文化是很难区分个体的民族属性的，比如一个人既懂英语又会汉语，既过春节又过圣诞节，既喝茶又喝咖啡，既信仰道德经又主张自由主义，那么，你如何从文化上判断他的民族属性呢？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之一，那么怎么才算有这个标志呢？会说？每天都说？说这个语言多过那个？把文化用于个体的民族识别，会造成糊涂账。
正确的选择是抛弃文化上的形式，仅以父系血统认同为个体民族识别的标准。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有人会说日本人历史上有汉人移民，融入了日本人中去，这些人是不是汉人？可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证明具体哪个日本人的祖先是汉人；他的父亲、祖父亲等是和族，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汉人。
但是，当一个民族作为整体，并且放到历史的维度中去，那么就可以将文化的因素当做判断标准之一，与血统并列。一个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中，现在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信仰和说什么语言等等，与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等；这样，放在整体之中，放在历史的维度之中，文化的判断就清晰的多了。
分子人类学证实：汉人的父系血统相对纯正
民族融合伦和民族同化论，是在近现代以来在汉民族史学研究中主流的观点，王钟翰先生是民族融合伦的主张者，他认为汉人是在历史上与各个民族融合而成的，比如汉人与蒙古草原上的诸多民族如鲜卑、匈奴、契丹、蒙古等相互融合，大量的其他民族成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汉族成为其他民族。
民族同化论和民族融合论的区别在于，民族融合论认为汉人和其他民族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民族同化论则是认为汉族在历史上不断同化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不断的变成汉族，而汉人变为其他民族的很少。梁启超就是民族同化论的集大成者，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林慧祥也是如此。当然，在很多语境下，民族同化论是归于民族融合伦的。
仅从史料入手，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大型民族，比如匈奴、鲜卑、乌桓、回纥、突厥、契丹、女真、满人、吐蕃等等，人口都往往几十万甚至强盛的时期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而汉人弱势时期往往人口4000万以下甚至不到2000万。这似乎给了民族融合或同化论以理论基础。而事实上，无论是民族融合伦还是民族同化论，均被现代分子人类学推翻。
Y染色体是研究民族祖先与传承很好的钥匙，因为它不会出现基因重组，仅仅限于父系传承。研究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可以了解民族间的血统关联。O3是汉人的Y染色体多数类群，大概占50%至60%，而O2b是朝鲜族和日本人的多数类群。C是蒙古人的多数类群。而Q是古匈奴人的多数类群。
若A民族融入了B民族的大量人，那么A民族应该有和B民族相类似的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至少应该有B民族的主要类群。匈奴人重要的Y染色体类群R1a1在汉人样本中未发现，匈奴对汉人的血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R1a1在蒙古各部落中均有发现，在霍屯人中约占83%。Y染色体C3c在漠北蒙古中占据15%，在乌梁海中占33%，在扎哈沁中占30%，在霍屯人中占10%，同时也是满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类群，但C3c在北方汉人样本中没被发现；由此可以证明，蒙古人或满人等对汉人的血统影响是非常小的。
至于鲜卑人，因为缺乏Y染色体资料，所以就谈母系。有篇论文很有意思，是通过线粒体DNA（线粒体只有母系遗传，故可以探究母系族谱）的研究，承认鲜卑人群与现代汉族无较近亲缘关系（指母系），但又坚持认为鲜卑主体融入了汉族，给出的理由是汉人主体太过庞大，来源复杂（这与一些学者为了论证鲜卑人融入汉族，认为鲜卑族在某些阶段与汉族的人口悬殊不大矛盾），可是分子人类学通过对Y染色体的研究，恰恰证明了汉族的族源相对单一。看起来鲜卑从北魏孝文帝汉化开始，与汉族通婚的效果也不行。若论父系，鲜卑人对汉人的影响只可能更低（因为战争的缘故），如果古代鲜卑人与锡伯族同源，可以看出锡伯族与汉族的Y染色体构成非常不同。
说了鲜卑人、匈奴人、蒙古人和满人等对汉人父系血统影响非常小，那么南方汉族如何呢？南方汉族是不是同化了很多其他民族呢？实际上，南北汉族在父系上差别很小，父系同源，南方汉族也是北方移民过去的。
复旦大学的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严实在《一席》上的演讲《Y染色体携带的历史》中反驳了汉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说法，指出C3星簇这个类型，在蒙古人中至少占百分之十以上，但在汉人几千个样本中只有两三个；如果说蒙古人大量同化为汉人，那么汉人中至少应该有2%到3%这个比例。该讲座指出现代汉人的60%以上的人，都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5个超级祖先。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查Y染色体往往可以判断民族间的关系，但却不能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比如不能说O3就是汉族，C就是蒙古族，D就是藏族；只可以说，汉族中O3占了很大比例，蒙古族中C占了很大比例，但O和C本身不是民族的标志。
可以下结论，汉族至少在父系上，是血统纯正的，很少混入其他民族，可以称得上千年一脉。
有人或许会问，血统有什么意义？血统是人类朴素的情感归属，爸爸为什么爱儿子？因为血统，一家人为什么亲？因为血统。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父子反目的例子，但这不是常态。汉人之所以亡国数次又数次翻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血脉相连的情感，因为血统，即便散了也会重聚。因为不少鞑系作品的迷惑，不少汉人对自己血统产生疑问，那么就必须告诉大家汉人真实血统，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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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思想混淆汉人定义
有一些人主张同化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并主张强制将这些民族认定为汉族，无论其血统和文化与汉人差距有多大。这实际上不是民族认同，而是政治认同，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的人都是汉人。这么说移民到中国的黑人白人是不是都可以是汉人？元清的蒙古和满洲统治者，是不是都可以是汉人？因为他们也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
有人主张文族主义，只要一个人接受汉文化就都是汉人。我前文说过，判断个体的文化属性是非常困难的，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谁宣称自己是汉人，谁就是汉人。
按照这样的种种理论，那么汉人这个词就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或居民，亦或松散的政党，汉人的血脉相连与文化情感就没有意义。
历史上同化过谁？
至少从中国历史的相关脉络来看，非常成功的同化另一个大型民族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简单统计了下王钟翰的《中国民族史》中第三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融合”过后见于目录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兴盛时往往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属于比较大型的民族。这些民族的消失，往往是伴随着战争。比如秦帝国对南方动武；匈奴的消失，是在汉匈百年之战，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五部匈奴与其他民族的激烈冲突之后的事情。鲜卑的消失，亦在六镇起义，鲜卑和其他民族，以及鲜卑不同政权的冲突之中逐步完成。羯族则是在冉闵的刀下退出。突厥亦是在唐突战争中逐步淡出。女真族则在南宋与蒙古对金战争，以及红袄军捕杀女真人之后逐步淡出历史。党项族则在蒙古铁蹄的屠杀中陨落。我前面讲过汉人父系血统相对纯正，那么这些大型民族的消失，更合理的解释是人口枯竭，而不是因为同化。
有些人主张将中国变成绝对的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的理论是一个国家推行一种文化，其他民族逐步的变成一个民族，这在理论上好像可行，但在现实中确没有先例。至少在近两千年中，只要一个国家曾经有过不同民族，那基本上就永远存在不同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绝对只有一个民族。就假定同化确确实实的存在，那么同化了A，B就会在将来存在，不管是通过移民、分化等等方法，不同民族永远存在。
所谓的同化，往往是失败的。东汉曾经迁入不少的匈奴人，然而在五胡乱华中，发难者之一便是内迁的五部匈奴。东汉曾在公元1世纪强迫将羌人迁入汉地，但是羌族却又在4世纪末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鼓励鲜卑与汉通婚，结果后来又有六镇起义，并又改为胡化。唐初曾内迁突厥，但中唐安史之乱的主力之一便是内附突厥。朱元璋时期曾禁止色目人互相嫁娶，然而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并未被同化，最终演变为回族。朱元璋时也曾强令明朝境内的蒙古人改为汉姓，但后来又禁止蒙古人改为汉姓，大概也意识到了民族同化的不现实。中国如此，那国外呢？沙俄曾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然而事实证明是失败的，各民族的抵抗也成为沙俄衰亡的因素之一。萨达姆也曾试图同化库尔德人，结果有大批库尔德人配合美军进入。
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发达，甚至很多原本丢掉的文化和祖先传承亦能重新找回；那么，同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上古时期存在部落间的融合，以及后来当两个或几个民族因为战争等缘故人口大量消耗而零散，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民族融合；但和平时期的民族同化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只要汉人强大，只要汉文化强势回归，只要汉人团结，那么民族问题就不会扩大化，不需要一个刻意的同化思想。
另外，有些主张同化的人，主张强制性的要求少数民族穿汉服，学汉文化等等，并强制性的销毁其民族文化等，这样的政策可能非但不能同化，反而会加强其反抗意识。
美国民族政策好？
包括汉圈内部，有人推崇西方的政治，有人推崇西方的经济体制，亦有人推崇西方的民族政策与思想。
有人说美国的同化政策非常成功，对全国各个民族实行了一样的文化政策。而事实上，白人内部就有很多民族，至今为止不同的白人团体依然认同不同的祖先。其次，美国的民族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如早期印第安人问题，在种族灭绝的手段下基本解决，但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爆发索地运动。还有持续至今的黑人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原本迁入北方的黑人又逐步的向南方回流。以及现在的墨西哥人问题，美国著名的德克萨斯州独立运动，就和墨西哥人有一定关系。若不是美国有着强大的经济后盾，它的民族问题不会比其他国家更轻。
还有人说美国实行了一视同仁的政策，只要是来美国，就不区分民族，就一样对待。真不知道这样的观点从何说起。事实上，美国无论哪个时期都实行了差别对待的民族政策，比如屠杀印第安人，比如制定过种种的歧视黑人政策，比如出台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比如在很多学校实行了黑人优先录取的政策，再比如现在加州出台了限制华人学生入学的SCA-5法案。对于不同民族或族群，申请绿卡和国籍的难度亦不同。这里不评价这些具体政策的好坏。
四、民族政策的原则：主权在汉之下的民族自治
我反对在中国实行“多元”，但主张“一元多点”，即有一个主体，那就是汉人以其文化，同时也允许其他族群和文化的存在。
民族自治是中华传统，无论是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羁縻府州以及宋朝生番熟番和明朝的土官制度，都是如此，虽然最高长官依然是汉人，但异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现在民族政策出了种种问题，不是民族自治本身的错，而是歪曲了民族自治。如汉人一胎少数民族可以二胎，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少民可以土葬而汉民必须火葬，甚至“两少一宽”政策，以及“帮助”少数民族生造文字语言，还有滑稽的将一些原本是汉人的人生划在某个民族，这样类似的政策是必须废除的，这样的政策不仅得罪汉人，也并没有讨好少民。
一视同仁乎？
我支持司法上的一视同仁，但在政策上的完全一视同仁是不可行的。
有人认为所有的民族应该平等，应该完全的无差别对待。这种主张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那就是不同民族没有差异或者差异很小，如果还存在一定差异，那么一视同仁是不可行的，包括美国等国的民族政策亦不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差异有生理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文化上的差异就不谈了，只谈生物学上的。
有人甚至说不同民族是没有差异的，这是典型的伪科学。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民族对酒精的抗性是不同的，不同民族的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甚至于不同民族的智商也是不同的。还有人通过宣传混血优势来主张民族通婚，我对这个的看法是，民族通婚固然是自由，但是宣传混血优势则是误导人的，因为还有很多混血劣势的例子，如一个有名的鼠实验，NZB/NZW杂交鼠，有严重的免疫疾病，比任一方的纯种鼠都要劣势。
不同民族，不同民族的聚居区，有经济差异，有时候就要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有文化差异，那么就要实行不同的文化方针，有智商差异，可能还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同，如果瘟疫爆发，针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防病策略，就有可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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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体现主人翁地位的民族照顾政策是可以实行的，前提是这些政策不以损害汉人的利益为基础，民族自治需要在几个方面体现：
如国家一把手必须由汉人担任。少数民族聚居区省（州、府）一级的一把手必须由汉人担任，而其他负责经济文化的官员则可以由该民族成员担任，维持相对自治。
取消以省为单位的自治区，汉人自古有县下自治的传统。那么在可见的未来中，民族自治区也应该回到县市一级，一个少民聚居区的县市一级的领导，可由本民族成员担任，可以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必须由汉人省一级的领导节制。
秦汉和唐朝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区的收税减免。未来华夏复兴，我不主张继续减免少数民族的税收，而应该在赋税上根据经济发展酌情处理，比如可以在具体的税种上，根据民族特色而收取诸如旅游、特产等方面的税。
在礼仪和服装方面，可以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比如汉人公务员必须在特定时候穿汉服，而其他民族可穿自己民族特色的服装。汉人迎接客人时需要特定的礼仪和场合，而少数民族自治区可有自己的特色。
教育方面，因为我在前文主张过恢复家族教育、师徒教育，与官方教育等相辅相成。故在家族教育与师徒教育等方面，其他民族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方式，但是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官员，则必须通过汉文化的考试。
我认为，身份证上是应该保留民族一栏的，但需要重新划分。身份证上的民族认定是重要也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维持汉人认同，但是要依据更深的认识进行重新划分。
对于坚决与汉人为敌的民族，那只有驱除之，当然驱除不一定用暴力手段，也可用经济利诱或者宣传，让其离开汉地。
并不是一定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为敌，有其他民族的文化，亦可丰富汉人自己的生活。但是危害汉人的文化以及民族，则是要坚决驱除的。 结语
汉本位运动，需要同袍们齐心协力，在现实中组织社团和活动，下层路线和上层路线并重。下层路线就是指尽可能影响更多的人，更多的学生和更多的百姓，形成自己群众基础。上层路线则是指影响上层的人，以及自己努力成为上层的人，掌握一定程度话语权、经济权或政治权利等，这样办事才容易。
现实中办兴汉社团，应该公益性社团与集体产业社团并重，公益性社团以社会募款为主，而汉系产业则应该实行集体制并按劳分配，这样也很好杜绝私利心作祟。
千言万语，说白了还是一个字，那就是人。文化战能否胜利，关键点在士子们的素质。
打文化战，要有勇有谋，说话辩论等要严谨，自己不确定的东西可以绕着弯说，尽量不给对方抓着尾巴，并尽量的去抓对方的尾巴。
逻辑与语言艺术并存，即讲科学的严谨又讲情感的渲染。汉本位者既需要逻辑性强的学术著作，也需要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
兴汉圈内，亦需要红脸黑脸共存，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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