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另一条路,改革开放后的文史悖论
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标志人物定位的愚蠢
一个人的历史教育大致来源于这么几个方面,1,家长(尤其是祖父辈)的故事,2,读课外读物(《上下五千年》等),3教科书,4网络,5电视剧。如果把这些变量代入中国的社会现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历史观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世人皆知的英雄文天祥,在父辈们的讲述里,文天祥也许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在课外读物上,也许文天祥也是万古英烈,然而在教科书里,文天祥领导的抵抗成了中华民族内战,在网络中他可能被一篇文章捧得高贵无比,而被另一个人说的一文不值,在电视剧中,这个人就干脆消失。
这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了解到不同的东西,而代表官方态度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组则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这就涉及到我国政府在历史教育上的不作为和错误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教育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主线的,力图淡化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冲突,把五胡乱华修改为五胡入华,着力描写当时的民族融合而忽略仇杀,把一些汉族公认的英雄人物划出民族英雄的行列,以统一为历史正义的最高标准,这样的历史观最终导致了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篡改。
如果说这样的历史观教学是在灌输一个长久存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观点的话,那么他遭到了必然的失败和抵制。政策制定者并不明白有一些历史结论是不能够动摇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文天祥这种符号人物对整个汉族族群的重要性和不可撼动。他们也许忽视了一点,人们发现历史书和常识产生矛盾后是会有所反应的,这体现为2001年以来民间持续不断的祭奠岳飞,崖山国难(甚至祭祀崇祯皇帝)事件。事实上,统一压倒一切的历史观给了那些文明屠夫更大的话语权,我们甚至可以说,日后出现的大量对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吹捧都和教育部的愚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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