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绝对精神---民族精神里的圣剑

汉家衣裳 · 发表于前天 11:23

作者：光头猴

   理性精神下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冰凉的机器，就在于绝对精神作为潜意识对人性的支持。现代文明社会，一味的强调理性与价值，必然会失去理性与价值。因为人除了理性外，还有感性。那动容的感性世界里，是没有理性与价值的绝对精神；没有道理的道理，有的时候，恰恰就是最大的道理，永恒的道理---作者题记。
   有人说我的政论文，其特点是不带感情的冷静严谨的再解决问题。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半，面对理性的事情，当然是用理性面对，越少带感情越能接近事情的真相。但是，人类社会，除了理性以来，还有感性。感性往往是独立的，与理性构成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永动机。历史的动容，往往不在于理性的思考，而在于感性的动容。影响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艺术的，除了理性总结外，还有大量的感性体悟。铁马冰河，黄河难过，孤臣浩叹，后来人会跟着一声叹息。文学艺术对历史的推动，就在于感性的体悟导致了情绪的波动；而情绪的波动，集中到一起，就是邪恶的坟墓。否则何以解释一本《汤姆大伯的小屋》，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又何以解释《**军》那文学色彩的煽动从民族感情上直接埋葬了万恶的满清王朝。你可以笑其幼稚，但你没有资格否定它的历史作用。
   曾经有人向我抱怨对皇汉的前途充满了迷茫，曾经也有人批评林觉民的《与妻书》过于矫揉造作。这两个人，他们都没有最起码的绝对精神。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拖着病体，对着苍天默认浩叹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吾道穷矣的悲鸣化破夜空，流星既逝，大师殒没。他的一生，在战乱中荒唐的反复说着仁爱，穷苦潦倒，有家难回。但他依然坚持他的信念---仁爱与民本。坚持他一生事业的不是世俗的功利，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对精神。历史的结果是，百家皆衰，儒家独兴。没有绝对精神的支持，无所作为的迷茫，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一百年前，一位年轻人泪雨涔涔地写给了爱妻一封家书，以自己的生命祭奠了民族独立的圣台。区区百人的黄花岗起义，所面对的是成千成万的广州守军，谁不知道这是在以卵击石，此行必死；以单薄之身躯对抗一群纠纠武夫，又有谁不知道这是在班门弄斧，亡无日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谓矫揉；故人已逝，死者为大，何谓造作？！英雄不可辱，这就是绝对精神！人无完人，但把自己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的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方面，人类的感情都是相通的，假如你去意大利说一句加里波第的不是，普通的意大利人都会对你饱以老拳。从理性来说，这种非理性是错的；但是从绝对精神来说，却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英雄如果享受不到这样莫大尊崇，以后谁又来当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必是奴隶的民族。一个奴隶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所有人都是奴隶，还谈什么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道理的道理，有的时候恰恰就是最大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说一个人，一个民族，必须灵魂深处有绝对精神的支持。
   论及当前的社会，女人们都要求男人有车有房，自己可以毫不履行义务的享受生活。还自以为聪明说这是什么现实价值观。我想对这类女人说上那么一句：“处处谈什么现实，才是真正最大的不现实。”因为能给予他她们这种生活的必是有钱人，物质丰富的人通常精神世界是十分空虚的。导致了有钱人对女人窥视他们的财产的思想与行为，会情绪敏感与理性的防范。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男人往往极为讨厌物质女的真实原因。因为他们的内心，渴望的是精神的满足。她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这样的暗示将会成为这些男人内心第一疑问。你去强化它的怀疑感，你还能得到他的爱吗？脱离精神层面的所谓的现实，往往遭受现实最大的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处处现实的人，才是真正不现实的人的原因所在。如今中国存在大量这类的女人，是因为根本缺乏绝对精神支持的缘故。以管窥豹，中国近百年的失败，是不是也是缺乏绝对精神支持所导致的呢？
   远古文明影响下的原始人，他们的人性是最为接近人精神世界绝对精神的。他们会认为某个原始图腾就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也会因血亲复仇去杀掉对方氏族的全族人。澳大利亚的原始土著，他们看见有人杀掉他们的族人，不是去杀掉那个人，而是按图腾的神示，去杀掉神示喻示下的毫不相干的人。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图腾就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一切，他们必须那么去做。如果图腾的价值观崩溃了，他们的氏族也就解体了。他们从什么地方而来的信仰也崩溃了。所有生存是人类精神层面的第一要义。绝对精神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人生存的需求。但是若要发展的更好，就需要理性的观察世界，总结经验，改进工具。但是不是说，为了发展，可以舍弃生存的要义呢。连生存的基础都没有了，又何谈发展呢。所有绝对精神，必是从生存引发出来的精神理解。人类天然都会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血缘越近，爱意越浓。因为血缘关系决定了天然的感情基础。人类都会杀掉危险到自己生命的人，因为不杀掉对方，自己将丧失生命。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放到大的方面，比如说印尼人杀害侮辱华人，许多人就不懂了。大谈什么发展意义上的理性精神。对此我只能饱以冷笑而已，连人的尊严也丧失了，还谈什么其他的利益呢？外国人对中国人近百年的习惯性的侮辱，中国人在外面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还谈什么发展的理性精神呢。丧失绝对精神必然导致理性精神的不能实现与发展，没有绝对精神的民族，必须被外族所辱。文明成熟所引发的病根源就再也对绝对精神的遗忘：这种文明下的民族，必然是习惯于双腿下跪的民族。由此观之，绝对精神的第一要义就是为生存而引发天然的保护欲，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最后的底牌。
   黄宗羲晚年，是一个悲剧性的拉奥孔式的晚年，说的严苛一点，他小小的变节了。康熙要修明史，他居然派自己的弟子下山为清修明史；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谋职，居然给大学士徐元文复信里如是说：“昔闻阳首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到了七十七岁作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出现这样的矛盾字句：“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既追述先烈为抗清从容就义，又称被抗击者为“今天子”；七十九岁作《周节妇传》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新统治者旌扬“纲常名教”，抗争者则进一步追加认同，从“今天子”而为“今圣天子”。黄莉洲的用心是为了夺取些许的话语权，留给后人一定的历史真相。但是汪精卫就没有了吗，他不是也说如果日寇能保全国民政府，我在战争失败严峻的情况下，多给中国人争取一点利益。两者内心深处的思维是多么的想象？
   相对于黄宗羲，顾炎武的态度就显得固执的多。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齤。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可以容忍一个民族内部的改朝换代，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外来民族对本民族的文明的破坏。他从来不会相信外来民族是会尊重本民族的文明的。在对外问题上，黄宗羲比顾炎武要通达的多，
   《明史·历志》初稿撰成，黄宗羲曾批评说不该将徐光启依据西洋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的成就删略不提：“顾关系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制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无愧。”（7）这样的通达态度在王船山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反过来而论，如果外来民族表面上遵从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向本民族文化“投降”，出现征服者被征服的情况呢。那么保天下的目的是不是就等于达到了呢。如康熙那样的开科取士，承认明朝为旧的正统，尊从孔子，那么黄宗羲就要跪下一腿了呢？事实上他也的确跪下了一腿。我们后人都能看的出满清文化政策的阴毒，并非是在遵从儒家文化而是在歪曲儒家文化，继续它的部族式统治。但是当时的人能看的见吗。黄宗羲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缺乏了顾炎武的绝对精神。统治者向正统文化跪下一腿，它也抱之一腿，承认了清朝统治的合理性。那么那些对满清跪下双腿的士人，他们的所谓的变节行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承认正统文化的就是合法的政府。由此观之，顾炎武的“迂腐”，远远高于黄宗羲的“通达”。再看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曾对蒋中正建议道：“敌未出我国土言和者即为汉奸。”比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之论，是否高出许多呢？汉族士族在内心层面的承认满清统治的正统性，导致满清政府为祸二百余年，比之绝无妥协抗击日寇的民族勇决，到底哪个更高明，到底哪个带来了历史的转折，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我们民族的士人，看不上西方的单向思维，我想说这只是对了一半。西方的思维充满了危机感，源自于他们的强烈的生存意识与浓厚的宗教意识。我们民族的双相思维源自于我们的历史的长期辉煌与传统的世俗性，导致了重发展，思维呈现双向性。但是哪个民族没有危机时刻，没有了绝对精神的支持，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兰西，出现大量的妥协派甚至是汉奸，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所有绝对精神的第二要义，就是毫无妥协之勇决精神。
   历史哲学里，真正叫人动容的，不是历史哲学的本身，而是历史哲学深处的感情动容。感情的动容，建立在历史哲学的基础上，而高之于历史哲学。所有历史除了历史哲学以来，还有历史感情。文天祥的毫无希望的拒绝投降，是一种历史感情；朱舜水的孤域作书，也是一种历史感情。这种历史感情是改变时代的原动力。若是在一个巨变得年代，思想家们能好好珍惜这宝贵的历史感情，将会爆发出巨大威力。任何专制的王朝的倒台，必然是历史感情的最终地，集中式的爆发。正如布加勒斯特广场上那一句怒吼：“他是个刽子手”，丧钟为齐奥塞斯库而鸣。人民可以遗忘，可以逃避；当人民无法遗忘，无法逃避的时候，历史感情层面的怒火就会烧掉导致他们长期命运悲剧的罪恶之铁链。满清王朝，又怎么不是倒在这历史感情的怒火里呢。那么由此来论，文天祥与朱舜水的呆傻，是否是毫无价值之中的最大价值呢？是否被压迫者的后代那份最可宝贵的财富呢。由此观之，我不知道如今某些人费尽心机要拨夺民族天然的历史感情，到底又是个什么意思。有谁不会对劳累一生，白发苍苍的，叫国家由弱到强的一代雄主尊敬有加呢；有哪个敌人不会对战至最后一卒，依然绝死战斗的将军不发出一声感叹呢；又有哪个君王面对辅助他一生，因病而辞，夕阳下望着他佝偻的背影而感慨万千呢。人类的感情都是相通的，这就是历史感情在现实或者是未来的直接反应。所有绝对精神的第三要义就是一种高尚的历史感情。
   当你问我什么是绝对感情的时候，我就会那么回答你。所谓绝对感情，其实就是源自于人类生存，人类保卫自己生存，面对危险与迫害，一种毫无妥协的勇决精神，这种勇决精神将会发生强大的历史感情，而历史感情往往高于历史哲学，与历史哲学一起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许有人认为绝对精神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唯其建立在物质上的理性精神，才是真正存在的。人类的短视从本质上来说，就在于人类往迷信他们所见所感的表象事物，而对于内在自我的控制力，却一如既往的漠视。人类的被动性，与不自由性，难道不是被自己本身的漠视所造就的吗？
   绝对精神所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所产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大本原文化：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有一套共同的普世价值观念：比如说杀人，强奸，侵略，暴政是邪恶的，比如说人类都需要感情的慰藉。而对于特定的国家与民族来说，也存在着本民族的大本原文化；又因其大本原文化的绝对固定性，导致了由其所产生的思想价值与思维方式出现了绝对精神。大本原文化是绝对的，而小本原文化也相对的：我曾经举过那么一个例子来形容它们的关系与区别，中国人经历了五千年，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都不一样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吃饭依然用的是筷子。时代精神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小本原文化的变动性所决定的；而吃饭一直用筷子，其实就是大本原文化的固定性决定。既然那么小小的生活习惯千年不变，为什么论其大处，一个民族不会有绝对精神的存在呢？社会因其维系最起码的生存而需要绝对精神的强有力支持，社会也因其发展需要相当精神的推到。而到小本原文化里的某些思想进入生存要义的时候，它也会逐渐的积淀到大本原文化的内涵中去。所以我认为，绝对精神所产的根源就在于大本原文化的固定性，以普世价值的形式出现在人间。而当你民族的普世价值变为世界的普世价值，你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征服。
   有的人会说，你的绝对精神是唯意志论，而唯意志论历史事实证明是失败了的思想。从康德，叔本华，尼采再到希特勒，德国民族把唯意志论推向了高峰，结果遭受了惨败。我只想告诉这些人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绝对精神不代表唯意志论：唯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世界的本原是意志的基础上的，意志决定物质，意志是万能的。而绝对精神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建立在人类，国家，民族为确保自己的生存而确立的最低契约，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如果绝对精神脱离了物质的存在，偏离了民生的轨道，绝对精神才是真正的唯意志论。
   第二，思维决定命运不代表意识决定物质：唯意志论认为人可以脱离客观规律而推动社会发展，而绝对精神则认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行为准则带来了不同的物质结果。最终所衡量的，还是在于物质结果。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民生的好坏。
   综上所述，绝对精神是必然存在的，但绝对精神绝不是唯意志论。

   也许还有人会那么问，你提出绝对精神的概念，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想告诉这些人，如果一个民族连绝对精神也没有，这个民族也将快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了。
   牛顿的晚年是倍受争议的晚年，他试图以科学知识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许多人说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污点。他临终的时候也不知悔改的那么说到：“我的工作与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小孩子。真理的浩瀚似海洋，远非我能尽窥。”其一生的著作，以文字比率计量，自然科学所占比率只有百分之十六，而神学著作所占的比率却高达百分之八十四，晚年所写的神学论文居然达到一百四十余万字。难怪佛落特尔会嘲笑道他说：“看哪，那发现地心引力的聪明的牛顿，当他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就看起一本叫做圣经的书来了。我们如要相信这本书的胡说，我们就必须相信人类的知识要如此发达，以致我们可以每小时行50英里。那可怜的老人。”现代许多人也自以为是的臆测牛顿因为在科学上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才转向神，同时惋惜说如果他如何不老来沉迷神学，将会在科学上有更大的成就。我只想问问这些人，牛顿作为跨越时代的一代大科学家，他自己不知道什么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吗。他难道还不知道物质运动的内力在物质内部的运动吗。这些人大概忘记了牛顿是一位自然哲学家，既有科学家的一面，也有哲学家的一面。
   西方近代文明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后，业已发展成熟，相信上帝的人越来越少。商业的发达与贸易的发展让西方社会染上了新的文明病---金钱为上，道德为金钱服务。传统的社会信仰崩溃殆尽。信仰处于全面真空时期，从而导致人性堕落，弊端丛生。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作为科学家的牛顿，只能拿出哲学家的一面去挽救信仰。而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其绝对精神恰恰是基督教思想。他不从上帝那里找他从什么地方去找？
   我们在嘲笑晚年牛顿的时候，最好想想我们如今的社会，是不是一个信仰真空的年代，是否更那个时代的西方社会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所缺乏的社会信仰，不是因文明病所带来的信仰缺乏，恰恰是长期的满清思维毒害下所带来的真正的信仰缺乏。自明末开始，一直到现在，近三百年，我们都长期缺乏绝对精神。可以说我们信仰缺乏的年代已经过于长久，逐渐麻木。但是反过来说，长期的信仰缺乏必然导致对信仰的渴望，这也是强弱易位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比当年的西方人，内心深处其实更加渴望真正的信仰的出现。否则兴汉思潮的出现是难以解释的。抛开神学不说，单论绝对精神，我们现在并没有资格去嘲笑晚年的牛顿；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绝对精神确立起来，并且比西方的绝对精神要高明，我们才真正有资格去嘲笑晚年的牛顿。所以我认为，新时代信仰的确立，其基础首先就在于绝对精神的重新确立。
   第二个价值就是思维决定命运：
   一个国家要强大，最终的确是由物质决定的；但是物质是由谁创造的，是由人来创造的；人的行为又是受什么指导的，是受人本身的思维指导的。所以什么样的思维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如果有两个农村孩子，一个孩子从小的思维是我是农民我只能种地，另外一个孩子的思维是我必须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今后的人生道理将大不一样。谁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拿满清思维统治下的中国来类比前一个孩子，拿新本原文化创立后的中国类比后一个孩子，同样的民族会有什么不同命运，在世界各民族中所处的地位又什么不同，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前者已经由历史加以证明，而后者正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来加以证明。思维的原始基础，就在于绝对精神的支持。考察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绝对精神。普通人与伟人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绝对精神而已。
   明末的社会氛围，是一个帝国行将就木，人人感觉到末世来临而无法改变，遂及时行乐的社会气氛。越是危机时刻，越是需要强大的绝对精神的支持才能渡过难关。而如此的社会气氛，士气蹉跎，如哪里来的精神动力改变不利的局面？荒淫无耻，过度纵欲，极端自私，国家岂有不亡的道理。这样的社会气氛，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逐渐丧失了绝对精神，一个丧失绝对精神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民族。明末世道，跟晚期罗马帝国的世道，是惊人的相似。绝乏绝对精神，是明王朝灭亡精神层面的根本原因。
   可能有的人会说明朝崩溃的客观原因太多，主观精神难以改变。那么好，我们可以看看之后的南明，是否还是客观原因大大超过主观原因。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总体实力难道比满清弱？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可谓无兵？左良玉以十四万兵马“除马阮”。可谓无防？军队成批的投降满清，反过来打南明，满清又岂会不强？如果有基本的绝对精神，身为军人守土卫国，满清岂能踏过长江防线一步？
   我们再来看看素称忠义的史可法，借口缺饷，徘徊观望而畏缩不前。事实正是如此吗？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其精神气质比之南宋的恢复之将宗泽岳飞，又是如何？只图自保，不求恢复，这不是缺乏绝对精神的支持又是什么？南明怎可说天时不利？完全是等着别人上门打你！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从他个人来说，是不是什么样的思维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呢？
   加之南明的总体战略是“借虏平寇”，南明最高统治者弘光帝在位短短三个月，是大修宫殿，广招美女，无心战事的思维，那么南明弘光政权的速亡之命，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反观民国之抗战，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都比明末时期要形势严峻的多。国内是军阀林立，内战不断；明王朝至少从统治阶级内部来说，还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有的人会说民国的国际环境比明末的国际环境要好，我且不说明末的国际环境恶劣完全是明朝错误的对外战略所导致的，就说民国抗战初期，美国是门罗主义，欧洲慑于日本的压力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难道会比明末的要好？但是为什么民国能取代抗齤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同时逆转了中国自明末开始一直以来对外战争连续失败的强大惯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自辛亥革齤命以后，民族取代独立的同时绝对精神也开始慢慢恢复。绝不当亡国奴，是不是一种绝对精神。付出了多少鲜血与代价。国共两党又是不是如明政府与农民军那样外敌来了依然是兄弟阋墙。又是不是如南明的"借虏平寇”那样中国人打中国人？主导抗战的国齤民党军人，是不是如明末那样军队成批的投降？他们是死战到低还是投降于敌反过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这是不是绝对精神慢慢恢复的最好明证？难道不是思维决定命运吗，难道绝对精神没有用处吗？两段历史，一个没落，一个崛起，就是历史对绝对精神支持强大的民族精神，民族思维改变民族命运的最好写照
   绝对精神的第三个价值是绝对精神往往产生历史奇迹，而历史奇迹又是历史发展中最浪漫最精彩的部分。
   无论是唐太宗的便桥退敌，还是拿破伦在阿克拉战役以二十五骑击溃奥军一千余人，亦或是他翻越阿尔卑斯山，与当年的斯巴达克斯的军事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突然出现在英奥联军背后的热那亚战役，都是绝对精神产生历史奇迹的最强诠释。
   阿克拉战役结束后，被俘的奥地利将领问拿破仑：“到底是什么使你反败为胜？”拿破仑回答：“我从来就没有失败过，我始终怀着必胜的信念与你们战斗，即使在只有25名骑兵时，我也没有想到过接受失败。”
   从没想过失败，全力争取胜利的绝对精神，就是拿破伦一生个人的绝对精神。哪怕是他莫斯科大败之后，连匍匐在他脚下，这个国家的皇帝还是他公公的奥地利帝国开始背叛他，并且梅特捏看穿他新募的军队基本都是孩子的时刻，他选择的不是屈辱的妥协而是继续的抗争。这就是个人绝对精神对伟人力量的支持。他必须为他的皇位，为他的荣誉，为他的家族，为他的法国而战至最后。虽然他在之后的莱比西战役，滑铁卢战役中最终失败，老死孤道。但是对于他个人而言，雄狮岂能向豺狼低头？对于新时代的法国来说，又怎么可以向旧时代的欧洲低头。这是一份历史的高贵，就算失败，也依然美丽。但是真的失败了吗？论其拿破伦个人来说，他最终的确失败了；但论其法国革齤命的成果，却最终得以保留。战争所带来的旧势力的土崩瓦解，已经是大势所趋。这就是拿破伦绝对精神的成功，这也是神圣同盟相对理性的失败。谁又能说，最后埋葬神圣同盟，埋葬欧洲旧时代的一八四八年革齤命，跟拿破伦绝对精神的影响，毫无关系呢？
   考察过历史，我们在来看看当前的现实，特别是皇汉这个群体，是否有绝对精神的存在？
   如果有绝对精神的存在，是否第一个穿上汉服的人会在公开场合说汉服恢复没希望了；如果有绝对精神的存在，曾经辉煌的汉族网会不会屡次找借口说时常被封而懒的去发展了；如果有绝对精神的存在，一个三民齤主义信徒，会不会想去走曾国藩曾经走过的道路，妄想以此来救国救民;如果有绝对精神的存在，是否还会有大量的人迷惑，伤感而半事不做，纯粹迷惑，纯粹伤感；如果有绝对精神的存在，会不会让自己的思想与自己的行为相悖反；更严重的是，如果有绝对精神的存在，会不会把思想当成权谋，用满清思维来兴汉。如此现象，如此问题，太多太多，不胜枚举。连为生存而存在的绝对精神也没有，那么皇汉又何得以生存。连生存都生存不了，又何谈什么兴汉？
   如果有人问我，皇汉具体的绝对精神是什么；我还不能十分具体的告诉你，因为这是十分严肃，也是十分基础的工作，没有时代共同智慧的结晶，恐怖很难真正总结出来。因为绝对精神是一个时代为生存而无形中签订的社会契约。我只能对当前皇汉所缺乏的绝对精神指出五掉应该树立的精神：
   第一，确立民生为根本的宗旨：创造财富，合理分配财富；机会公平，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确立独立的人格，培养独立的思维，完美自我的人性
   第三，思想家绝不因利益放弃甚至背叛自己的思想
   第四，对外问题绝不能有本质性的妥协
   第五，绝不因政治之偏见以成屠杀之“正义”
   绝对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圣剑，是守护民族的最终精神利器；更是皇汉群理应深入思考，必须确定的基础性思想。大丈夫顶天立地，无剑何以征服这个世道：皇汉没有这把圣剑，又如何征服时代与人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唯有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才能走向真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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