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影视创作应当尊重历史

萧寒

文/李治亭

　　一个不懂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不懂历史的人永远摆脱不了愚昧。历史是科学，历史题材的影视必须尊重科学。“戏说”历史，实则戏说我们这个民族。文艺家，特别是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家、编剧者，应当正确对待历史，多读点历史，去无知，忌浅薄，戒浮躁，对历史负责，对读者或观众负责，努力创作出精品来。
　　近20年来，我国以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可谓盛矣。其中，又以清史的影视剧独占鳌头。如《努尔哈赤》、《两宫皇太后》、《火烧圆明圆》、《宰相刘罗锅》、《戏说乾隆》、《雍正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康熙微服私访》、《天下粮仓》、《康熙王朝》等，都属清代重大题材而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名目繁多的影视剧纷纷登上荧屏或银幕，走进千家万户，遂成铺天盖地之势，如一股股五彩缤纷的“历史大潮”，将沉寂的历史时空搅得热闹非凡，堪称是我国文化生活的一大奇观。
　　艺术再创作必须尊重历史
　　审视这些影视作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以“严肃”的史学家们为代表，可称为“严肃派”，认为大多历史影视剧，不尊重历史，将严肃的历史变成信口胡说，缺乏历史责任感。一派为“戏说派”，力主“戏说”历史合乎理性。他们给“戏说”下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定义：“戏说是以一种与我们以往经验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演绎历史”；“戏说历史自然要抛去真实历史的魅力”。应当“从现代社会的紧张生活和多元文化”，以及为“娱乐”和“商业”的需要去认识“戏说”的必要性，如对影视的“教化作用的过份重视”，就会“使（影视）作品与观众疏离”。所以，“严肃不敌调侃，历史不敌荒诞”。持此说的人向史学界叫板：“何必跟‘戏说’较劲！”此派观点，在文艺、文化及新闻界颇盛行，尤以那些专门制造“戏说”的编导们更为激进。有人口　　出狂言：“气死历史学家！”又有人蛮横地说：“我对历史不感兴趣！”
　　报载：扮演康熙的“名星”竟以皇帝的口吻称：“朕不接见历史学家。”
　　真是一针见血，活现了这些不懂历史的“史盲”们对历史的蔑视和对历史的断然拒绝。
　　“戏说”派的要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真正解决历史与艺术再创作的关系，不懂何为艺术创作和怎样再创作，失去了理论指导，迷失了方向。具体说，“戏说”派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艺术、真实与虚构等至关重要方面，搞乱了关系，颠倒了主次，将历史影视剧的创作引入歧途。
　　任何文艺作品，无不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的伟大，就因为它最真实地再现了18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准确地描绘了清代盛衰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同样的道理，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影视，无疑来源于历史资料，再现历史的真貌。历史是什么？就是昨天的、前天的现实。历史与现实的差别，最显著的特征，是“时间差”，时代背景各异。对人而言，诸如观念、行为、道德、礼仪、服饰、语言，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因时代不同而变化，但都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要求对历史事件的熟稔和历史进程的宏观把握，要求尊重历史的基本架构和事实，但这种尊重和把握不是历史的照相式摹写，更不是历史教科书，创作中的虚构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合逻辑的想象，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有机结合，因而，才会比历史本身更精炼、更丰富、更形象、更鲜活。
　　这些道理，虽属常识，却是一条创作原则。可惜，当今涌现出来的新潮文艺作家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将历史与现实对立起来，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只按他们头脑中的“新思维”，随心所欲地“演绎”他们编造的“故事”。实际是戏弄生活！
　　“戏说”派指责历史学家不懂艺术，“一向有惯于正襟危坐，板起面孔来说教”。此言是否尊重历史学家，无关宏旨，重要的是，须向这些无知而狂妄的人们“解惑”。须知，历史是科学，文学是艺术，诚然，影视创作不能等同于学术研究，反之亦然。前者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将历史记载转化为视觉艺术，形象地再现昨天的或前天的现实。后者则通过考辨事实真伪，以科学论证的方式，用文字表述历史的原貌。很清楚，学术研究与艺术再创作，其“终极目的”完全一致，仅仅是表现形式和采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而已。“戏说派”不懂学术与艺术的关系，却将两者对立起来，以艺术来诋毁科学，只能说明自己浅薄无知。
　　“戏说”派又搞乱了艺术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这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虚构即艺术，“严肃”地照搬历史，就没有了艺术。貌似有理，实属谬言。我们承认，将历史改编成影视作品，是一个艺术再创作的过程，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包括虚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允许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作品了。但是，这种艺术再创作，必须尊重历史，就是说，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再创作，合理地虚构。如果完全离开史实，另行编造历史，与历史风马牛不相及，那么，虚构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康熙王朝》是如何“戏说”历史的
　　“戏说”派的编导们，漠视历史，随心所欲，将严肃的艺术再创作变成对历史的重新编造，如同儿戏，信口“戏说”，亦即瞎说中国历史，面目全非。下面，试解剖《康熙王朝》等电视连续剧，以辨真伪。
　　《康》剧号称历史“正剧”，声明百分之七十符合历史。此说是否正确，姑且不论，看看事实也就不言自明。
　　康熙朝承顺治朝之后，励精图治，平叛止乱，东南收台湾，东北击沙俄，初步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治黄成功，经济繁荣；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文化昌盛。历经半个多世纪，开创了史称“康乾盛世”的崭新局面。正如其子雍正所评：“论勋业，实同开创。”（见《清世宗实录》卷1）康熙朝历史极其厚重而丰富多彩，不仅在清史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康》剧理应正确反映它的历史，艺术地再现康熙开创“盛世”的历史进程，要把那些为推进盛世而献身的英雄人物，以鲜明的具体形象重现在当代人的面前，并将历史的启示———经验和教训，传达给人们。很遗憾，《康》剧把一个气势恢宏的康熙朝、把一个不断艰难创业的时代，改写成宫廷内部勾心斗角、阴谋丛生、三角恋爱的故事。编导采取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直至胡编等手段，将一部康熙朝的辉煌历史，搞得浑浑沌沌、混乱不堪。如，顺治弃帝位出家、康熙与苏摩喇姑长期爱恋纠葛、莫洛每年收吴三桂10多万两白银，索额图收20万两银票、陈廷敬任处理三藩问题的特使、康熙微服私入妓院、在饭馆办案等等，如此重大事件和情节，全属无中生有！《康》
　　剧称：三藩搬家需5—7年，费银一万万两、50万顷地、150万间房。试问：此数从何而来？史载：搬家时间只需2、3个月，即使国家迁都也用不了5—7年！三藩搬家只有本家人及侍婢、家丁与很少的侍卫，每家不过几百人，至多也不超过千人，何需150万间房屋！上列数字，全是编导杜撰，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所以才编出如此荒谬的数字！
　　又如，编造康熙与宝日龙梅在草原“做爱”，事毕，康熙竟说她“强暴了朕！”一个小女子竟能“强暴”了堂堂皇帝！古今有此理乎？低级情趣，为谁而编？康熙与一个虚构的人物魏东亭同榻而卧，当夜魏就死在了他的身旁。历朝历代有这等事吗？康熙朝中，名臣名将名儒多得很，编导偏不用，硬是造出如吴次友、魏东亭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物来。即使是常识也错得荒谬。如，大学士明珠称：“大清律乃圣祖所定。”“圣祖”是康熙死后的庙号，他还在世，谁能提前予知他死后的庙号？孝庄口称：“先帝皇太极”。臣民即使皇后，谁敢直呼皇帝之名？这里，本应称“太宗”，却直呼其名，即使如孝庄之尊，也要犯“大不敬”之罪！《宰相刘罗锅》中，刘当着乾隆的面，竟叫起他的名字：“弘历啊……”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明白！至于时间、地点，《康》剧很少有对的。
　　我们同“戏说”派的编导们的分歧，不在于哪个情节编得像与不像，更不在于哪句话说得对与不对，根本问题，就是一个创作原则与创作的态度问题，具体说，要不要尊重历史？为何要弃真编假？
　　“戏说”历史，易将青少年引入误区
　　中国历史悠久，文献极其丰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除遗址遗迹遗物可资证明，大量地保存在文字记述的历史文献中。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创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影视剧，都须从这里索取原材料即素材，或进行学术论证，或进行艺术加工，真实地再现历史原貌。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号称“艺术家”、“作家”及“名导”们，无须查找历史资料，更不必研究，竟将历史完全“推翻”，仅凭他们的“艺术”头脑，想当然地重新编历史。他们就是不要真实的历史，认为历史不生动，历史中“无戏”，只有他们编得生动、有情有戏，老百姓才爱看。这不叫艺术再创作，应称之为“历史再创造”！因为他们改变了历史事实，搞乱了原事物（件）的“因果”关系，也就制造了荒唐。
　　显而易见，历史在编导们的手里，不过是个幌子，一个可借用的道具，只须使用历史人物的名字，让他们穿起古代服饰，搭起宫殿或豪宅，来演绎他们心中的爱情神话和善善恶恶的人性，以古喻今，将历史现代化，宣泄他们的商业价值观和低俗的感情追求，将本来就很生动又给人以启示的历史，变成了一幕幕荒唐的闹剧，实际是制造了一堆堆文化垃圾！
　　弃真编假，实在是历史题材创作之大忌。究其原因，固然非只一端，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编导自身素质低下，懒惰、浮燥，急功近利，不负责任，不肯花点力气读点历史，更谈不上研究。的确，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挑选创作素材，实非易事，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看来，编导并不想这样做。《宰相刘罗锅》的编者坦言：开始
　　创作时，还依据有关记载，后来干脆抛开史料，信笔写了起来。不用史料，就加进现代生活内容，如，让刘罗锅与乾隆皇帝洗桑拿，刘给皇帝搓澡。乾隆宴老臣，六王爷在品酒时，竟做起了现代市场行销酒类的广告！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内容，变成了荒诞不经的“戏说”！前引一位编导称：他“对历史不感兴趣”。这大概反映了“戏说”派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对历史的明确拒绝。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编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他们的本意，就是对真实的历史“不感兴趣”，热衷于“戏说”，实则瞎说，来冒充艺术创作。他们标榜“虚构即艺术”，用以掩饰他们对历史的无知和不读史的懒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艺术家坚持正确的创作原则，尊重历史，创作出真正艺术的文艺作品。如蔡东藩，通读24史，写成《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畅销不衰。《清宫秘史》、《武训传》，皆有史可据。郭沫若的《武则天》、《蔡文姬》等，脍炙人口，却是严肃的历史剧！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多年之功，查阅清代档案，广取史料，写成《母子君臣》等清史系列小说；又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创作出《胡雪岩》、《红顶商人》等历史小说，风靡海峡两岸。这些文艺作品，都是在极为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严肃的再创作，故其作品内容真实，艺术魅力至今不减。主张“戏说”历史的人，认为“严肃”的作品“无艺术”的观点，是十足的庸人之论！拿“戏说”作品与之相比，简直是个倒退！
　　“戏说”历史，既不真实，实无艺术可言，而其危害尤大。它搞乱了中国历史，使人们不再相信中国历史真实可信，尤其是，将成长中的青少年引进误区，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人民论坛》 (2002年第九期)